张保淑

 所有报名采访的记者和参观鸟巢的记者，都必须事先在新闻中心接待台报名，登记上你的联系方式，而集合出发的地点就在北京饭店正门，时间是上午10点整。

  好像这一切简单明了，但我赶到北京饭店之时，正门并没有班车之类的车辆，我想可能是来早了吧，就在大堂等等，碰到一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，他也是赶这个场子的活。时间快到了，就出去看看还是没有车，而碰到的那位摄影记者又不见了，有点着急。会不会把我拉下了，可还没到时间呀。

 碰到一位白人女记者也在焦急地寻找什么，我就过去问她是不是去奥组委，“是的，可是没看见车呀。”她焦急点头说。莫不是新闻中心外交部工作人员把我们给涮了，改了时间地点，但也没有通知一下，我可是报两次名留下手机的。立即致电过去，正如所料，改在附近的菖蒲河公园集合了。一着急，我还真不记得菖蒲河公园在北京饭店的东面还是西面了。我就和那位女记者跑去问执勤的警察，他告诉我一直向西走，我们就匆匆往那边赶，心中充满抱怨。那位女记者边走边摇头，也是心里不舒服。从他给我的名片可知，她来自荷兰的《忠诚报》，不是非洲记者。想问她为什么也去采访这个活动，但是时间太紧，我们匆匆跑向班车。

 一共两辆车，正不知该上那一辆，一位先生彬彬有礼的告诉我们“法语记者后一辆，英语记者前一辆”，显然外方记者参观是活动主角，我们这些采访他们的中国记者是配角了。只会汉语的记者，该上那一辆呢？我心里暗问。所幸学点英文，就上了前一辆车。之前，我就想好新闻高的框架了：增前现场感，以时间为顺序，去的路上非洲记者的感受，看到鸟巢时他们的第一反应、感想，听介绍时他们所想，结合一下一些国家的体育状况，争取写得可读性强一点。

 于是，我以上车就扫了一眼车内，坐在非洲记者的身边是必需的。因为我的和采访对象热身一下，问一下具体感受之类的问题，是采访，更是聊天，这是做记者的妙处所在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是塞舌尔记者，还是他们新闻机构的头，开朗大方，我们一路边走边聊，很是热烈。从他的体育爱好，到家庭，到他的工作经历，到他对北京奥运筹备情况的了解，到他对北京奥运的期待，等等。他的一位同事在另一座位上，我的将他们的名字头衔所属单位都要下来，否子稿子行文就麻烦了。他们当然很高兴都写在一张纸上。

 一国记者采访这显然是不够的，我必须在多和几个国家的聊一聊。但我时间控制得不太好，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于这位塞舌尔记者身上了，不知不觉鸟巢到了。我就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，看他们的第一反应。之后，我趁大家排队下车之际，与几个非洲记者友好的问候打招呼。他们当然都笑脸点都问候致意。

 下了车，我就抓紧时间采访了一个自称头特大，找不到合适安全帽的南非记者，他很幽默很健谈，十个好采访的对象，我就过去打招呼，并派和他一起像鸟巢旁边走。讲解员来了，非洲记者分成法语组和英语组听讲解。我当然选择英语组了。摄影记者一通拍。我就在南非记者旁边，而他就挤到讲解员最近的地方，根据经验，我想摄影记者肯定比较痛恨我，因为他们只想拍非洲朋友。但我要采访写稿呀。我还是知趣地往后退了几步，不是自夸，我还是很能够理解同行的。

 扎住机会，我一口气采访了，三个国家的记者，包括喀麦隆的，这个比较好，因为该国是足球强国，获过奥运会冠军，当然也包括车上认识的塞舌尔记者，还有刚才的南非记者。就是有一个摄影记者，不只是哪个媒体的，不太地道，居然我在采访时，用手使劲拉我靠边站，因为他认为我影响他拍摄。我感觉很不爽。

 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乘车的方式，就有所不同了，不是根据语言分车了，根据取得地点：去大会堂的一辆，回新闻中心的一辆。回去路上，外交部新闻中心的志愿者，给我们发矿泉水及肯德基。真是饿了，渴了。但我还想再访一个非洲记者，谈谈观后感。无奈坐我身边的都是法语记者，后面一个会些英语，和他聊聊两句，他就疲倦的靠在椅背上，太累了的样子。想一想，稿子完全可以写了，就作罢了。

 路况太好了，我们居然一会就到新闻中心了。

忘了说一下，再从鸟巢往回分乘车时，坐在我身旁的塞舌尔记者急忙下车去换另外一辆去大会堂的车，他说，大会堂，胡主席下午要欢迎塞舌尔总统仪式，他要采访，我急忙掏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采访函和采访提纲，临时加上to mr. president，请他转交给塞舌尔总统身边的人，想约总统专访.他匆匆拿去装在包里就下了车。因为事前没有任何沟通，我觉得希望不大，这个采访函就看看运气吧。而这个采访函却引出一个我遗憾的采访故事。